孔子在后世被尊为圣人,享有至上的尊荣,然而在其所生活的时代,他却是处处碰壁,甚至发出了“知我者其天乎”的感慨。《论语》一书比较集中地记录了很多弟子、时人对孔子的评价,这些评价既有肯定性的,又有否定性的。在这里,我们想特别提及那些对孔子持否定态度的隐士的议论和评价。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些隐士都是孔子的知己,他们的看法往往能够为我们提供另一种解读孔子的角度。如楚狂接舆劝孔子曰:“凤兮凤兮!何德之衰?往者不可谏,来者犹可追。已而,已而!今之从政者殆而!”长沮、桀溺也认为天下不可为。在这些否定性的评价当中,有一则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:
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:“奚自?”子路曰:“自孔氏。”曰: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?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
这个晨门,一般被认为是个隐士。他与《论语》中其他的隐士都是勇于避世、果于忘世的知其不可而已者、知其不可而不为者。晨门说孔子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者”,显然和其他隐士对孔子的评价是一致的,即“意非孔子不能隐遁辟世”,认为当时的天下已无可救药,而孔子却“固执”地不放弃自己的努力。但相比较而言,晨门的辞气缓而不迫,其所养又有过于长沮、桀溺、荷蓧丈人、荷蒉者与楚狂接舆等。他的评价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一些讥诮的意味,是对孔子的否定,但对孔子的认识却十分深刻,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孔子一生的主流精神,即坚韧不拔、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奋斗精神,又具有悲剧美的意蕴。孔子编订六经、广收门徒、周游列国,为的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,即以三代圣王(尧、舜、禹)与文武(周文王、周武王)、周公的时代为代表的理想社会。而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,他的政治主张并不为各国当政者所采纳,因此这只能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伟业。但孔子并没有放弃,靠的就是这种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。孔子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,原因之一也正是这种精神。
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文化品格。它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原始先民时期,是对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。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些著名篇章如《山海经》中的“精卫填海”、“夸父逐日”、“刑天舞干戚”等可以看作这种文化品格的最早源头。这虽然是神话传说,但反映的却是中国原始先民的意志品质,可以说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文化品格的先声。
然而,这种文化品格的确立是由孔子完成的,是他为之注入更为深厚和丰富的内涵,并通过具体的行动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。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也是一种文化自信。孔子为匡人所困,他说:“文王既没,文不在兹乎?天之将丧斯文也,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;天之未丧斯文也,匡人其如予何?”可见,孔子是以文王、周公的继任者自居的,这既为他提供了自信的力量,也使他的内心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对于孔子而言,他的一切行动不是建立在预判了结果的基础之上的,而是从他所信奉的道德标准出发,去做他该做的事。当然在做之前,他可能已经预见了事情的结果,但这并不会影响他应有的行动。这一点,颜回深得孔子之心。楚国派人聘请孔子,孔子准备前往拜见回礼,被陈、蔡大夫围困于野,断绝了粮食。但孔子仍讲习诵读、演奏歌唱毫不间断,知道弟子们心中有气,便先后召子路、子贡与颜回三弟子,所问问题相同:“《诗》云‘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’。吾道非邪?吾何为于此?”子路与子贡的回答不能令他满意。颜回答曰:“夫子之道至大,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,夫子推而行之,不容何病,不容然后见君子!夫道之不修也,是吾丑也。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,是有国者之丑也。不容何病,不容然后见君子!”孔子闻之,欣然而笑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。颜回之答语亦可谓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注脚。陈成子弑其君齐简公。孔子沐浴而朝,告于鲁哀公而请讨之。哀公命其告夫季孙、孟孙、仲孙三子。孔子又告夫三子,不可。两次“告”的结果,孔子是早就知道的,但“以吾从大夫之后,不敢不告也”。子路曾经说过:“君子之仕也,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,已知之矣。”也就是说,君子出仕,要尽其应尽之职责,而其政治主张行不通,早就知道了。这种对于形势的认识,应来自孔子。
为与不为,都是一种人生选择,但孔子所确立的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文化品格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。朱熹《论语精义》卷七下引范祖禹曰:“知其不可而不为者,晨门也;知其不可而为之者,孔子也。此所以异于逸民也。夫可不可在天,而为不为在己。圣人畏天命,故修其在己者,以听之天,未尝遗天下。圣人亦不敢忘天下。虽知其不可,得不为哉?”宋钱时《融堂四书管见》卷七亦云:“知其不可而不为者,晨门之所以贤;知其不可而不可以不为者,夫子之所以圣。晨门但知晨门,而不知夫子之为夫子者也。”《三国演义》毛本第37回《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》评曰:“然使春秋贤士尽学长沮、桀溺、接舆、丈人,而无知其不可而为之仲尼,则谁著尊周之义于万年?”他们都看到了这种文化品格的可贵之处与重大意义。
孔子之后,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文化品格代代相传,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,并在众多优秀的代表人物身上集中体现出来。屈原和文天祥便是其中尤为特出者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、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、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这些诗句是他们高洁品格、高尚人格的光辉写照。他们的言行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文化品格的突出表现,尤其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的重大关头,起到了重大的精神支撑作用,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,影响深远。
今天,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文化品格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