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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多余的话》是瞿秋白就义前夕写就的，不同于方志敏的《狱中纪实》，也不同于伏契克的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，更不同于《革命烈士诗抄》中的诗。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，《多余的话》则是深潜于心的述怀。“文革”期间，《多余的话》被看成“一个叛徒的自白书”，瞿秋白被视为“叛徒”。 也有人怀疑《多余的话》为国民党伪造，但周恩来说：“我看过《多余的话》的原稿，确是秋白的笔迹，”当时杀害瞿氏的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后来也说：“我们那里就没有这种人有这种水平，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瞿秋白，他经历的这些事情，无法改动。” 《多余的话》一书没有一句批评主义和组织，但其强烈的“自我谴责”却渲染出内部斗争失败者的悲沉意绪。他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，但坚决不作烈士状，对自己是否为叛徒不无犹豫的语气，确实暗示了对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。 《多余的话》肯定是革命进行曲的不和谐音。但消极的自责包含着积极的主张：软弱的绅士和脱离实际的文人要参加政治斗争，非得来一番脱胎换骨不可，“软心肠”的人是从事不了血流如水、积尸为山的革命斗争的。